图为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左）、杨虎城。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使日军仅在4个多月内便侵占了东三省的大好河山。随后，日军步步紧逼，大举进攻上海，侵占热河，妄图吞并整个华北。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备尝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苦，迫切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收复失地。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也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不抵抗政策深为不满。1935年10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地区。东北军、十七路军即被蒋介石调至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多次被红军击败，伤亡很大，而蒋介石却不予补充兵力。 在张学良、杨虎城感到“剿共”没有出路的时候，中共中央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抗日民众的拥护。一二·九运动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时，中国共产党加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诚恳地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实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4月9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应邀到东北军驻地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双方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事宜。杨虎城也与红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因此，从1936年春开始，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实际上已与红军实行了局部停战。 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请他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转告蒋介石，希望互派代表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具体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更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 然而，蒋介石置中华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不听张、杨多次劝谏，继续进行剿共内战。10月下旬，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30个师，集结待命于平汉线汉口至郑州段、陇海线郑州至灵宝段，准备开入陕甘，一面“围剿”红军，一面防范东北军、十七路军。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而且向张、杨提出，不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往福建和安徽，让出地盘，由中央军开进陕甘剿共。这不但破坏了张、杨在西北的联共抗日计划，而且危及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生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会见蒋介石，声泪俱下地再一次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拒绝。12月9日，西安城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蒋介石指令张学良用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并为慷慨陈词的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又于12月10日、11日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斥为“犯上作乱”。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营在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与此同时，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内外和国民党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广大爱国民众纷纷要求严惩蒋介石，以谢国人。在国民党内部，亲日派调兵遣将，积极策动“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亲英美派则主张设法营救蒋介石，反对立即“讨伐”。日本政府指望乘机挑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政府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主张缓和空气，以便打击日本的侵略势力。局势极为复杂，斗争异常激烈。

这是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机场迎接西安事变谈判归来的周恩来（右三）。

西安事变爆发后，１２月１５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士不满蒋介石内外政策的必然结果，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18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

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了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或者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或者结束“剿共”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早日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地建立起来，这是全国人民和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所拥护的。 与此同时，应张、杨两位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代表团赶赴西安。１７日周恩来到达西安，于当晚和第二天同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商。张学良、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和条件及军事部署。 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张、杨和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１２月２２日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２３、２４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位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反对内战寻求和平的诚意，由于宋氏兄妹营救蒋介石心切，怕拖下去南京方面节外生枝，所以在谈判中没有设置障碍，双方于２４日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 ２４日晚，周恩来前去会见蒋介石，晓以民族大义，敦促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２５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势。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东北军中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营救张学良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重又出现。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